形成的中国五行色彩学体系<br>　　在周代五行说指导下的色彩使用过程中，中国五行色彩学固有的、科学的、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配色体系早已形成，并渗透到整个中国历史和传统美术的各个领域，延续至今，仍鲜活于我们现实生活的民间美术中。“五行色彩学”发展至唐宋时期，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五色审美观”。可以说，汉代奠定了中国早于西方现代色彩学一千多年的“五行色彩学”体系。

　　

　　一、色彩认知和五行说

　人类的色彩认知早在自然裸体阶段就已开始。“东方曰夷，被发文身”，①“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②早期纹身行为来自于猛兽纹理的警示寓意和其他弱兽条纹的隐蔽功能的启示，没有美的追求，仅是为了获得狩猎的最大利益。原始人类摹画这些纹理时开始了色彩认知和色彩审美的历程。这一色彩认知的启蒙阶段无从考证，“山顶洞”人在死者周围布有红色赤铁矿粉，透露出些许早期人类色彩使用的端倪，到有实物可考已至仰韶文化时期。从这时出土文物上（如 ：“白衣彩陶钵”③在红陶钵体上绘以白、黑、红色彩的精美图案），可窥见当时的先民们，“不仅注意了生活实用，而且注意了造型的美观，并且根据陶器的不同特点，进行了丰富多彩的艺术装饰。在陶器上除刻划纹饰外，还发明了彩绘 ；从构思到设计布局，都十分规范，彩绘着色红黑适宜，鲜艳夺目，用笔刚劲有力，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④自先民开始意识到色彩时，色彩便被作为一种象征手段加以比附，并与其他事物相联系：“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赤，赫也，太阳之色也”；“黄，晃也，犹晃晃象日光色也”；“白，启也，如冰启时色也”；“黑，晦也，如晦冥时色也”。⑤这五种色相与早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的趋利避害相联系，因而，“红、黄、蓝、白、黑”五色便被古人视为吉利、祥瑞的“正色”，色彩情感认知和体验便产生了，从而对五色加以崇拜。这种“五”数和五色的崇拜确切起于何时，无从考证，但从黄河流域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很早就开始了。从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断鳌足立四极；到“黄帝蚩尤大战中，……(西)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灵宝五符五胜之文”⑥因而“大败蚩尤于中冀”。五色被延伸、拓展了它的内在性质。

<br>　　产生于周代的五行说，是总结前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对世界万物起源、以及多样性的统一概括的辩证思想体系，是我国最古老、最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最早的记载在《尚书·洪范》等书中：“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⑦五行说同神话、宗教图腾的五色崇拜相结合，将五数与五色，以及五行生克理论融为一体。后来，又将五帝星神同五色联系在一起，“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⑧至此，色彩已同天帝神、古代人类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礼乐、华夏吉祥物，以及中国纪年的天干和五行相结合。这种神圣象征性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与人们的认知方式相联系，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艺术审美观念，以及建筑营造观念，同时也奠定了天、地、人感应的传统文化理念，更推动了五数为吉和五色崇拜的盛行。

<br>　　五色崇拜自上古时期到汉代，历朝历代都有各自的崇尚天帝之色。并且，后一朝代的崇尚之色必定按五行说相克原理而定，五行说相生相胜的朴素辩证思想成为帝王们用来标榜自己顺应天意的借口。如商灭夏为金(白)克木(青)，周灭商为火(红)克金(白)，秦取代周为水(黑)克火(红)，汉取代秦为土（黄）克水(黑)。在这里色彩不以视觉因素为指导，更多的体现为吉凶、祸福的比附作用。自五行色产生后，便被用在了周代形成的冕服⑨制度中，“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⑩并与阴阳五行观相比附，使汉代前的各朝代出现了对服饰色彩的好尚。夏尚青，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黄，其中也体现了古代五行的相生相克原理。中国的冠服制度“到了周代后期，奴隶社会日趋瓦解，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冠服制度又被纳入了‘礼治’的范畴，成了礼仪的重要内容及表现形式。”^⑾同时，随着冠服制度的确立，五行色之正色被历史性的定位在服饰中，“主色用青、赤、黄、白、黑五种特定的色彩。《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这五种主色构成的服装，分别用于相应的着装者”。^⑿可见，五行说的生克原理发展至汉代，已然全面继承了五行说理论和色彩的实践经验，并加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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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二、汉代思想体系对传统文化的融汇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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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尤其是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各种思想），以及造型艺术、色彩崇尚等各方面得到融汇和发扬，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集大成并有了较大发展的时期。

<br>　　西汉自高祖立朝，到文、景帝都采取了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⒀至汉武帝登基，他极力推行儒家思想，但因其祖母太皇太后窦氏“好黄、老言，”^⒁崇尚道家思想而致使武帝举措未果。直至建元“六年，窦太后崩，”^⒂汉武帝元光二年启用当时大思想家董仲舒，“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⒃开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⒄这一系列举措，使汉武帝在位执政时达到了汉代的鼎盛。

<br>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他以《春秋》“公羊学”为骨干，广泛汲取了先秦诸子宣扬的“天命”、“天志”、“刑名法术”和“无为”等思想，以及先秦阴阳家、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构造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董仲舒合儒家与阴阳学说，系统地提出天人‘类和’说，认为天‘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其说适应汉代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将原始天人感应观神学化于政治化。”^⒅他的融汇诸子百家、承袭传统文化理念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迎合了汉武帝“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和思想，也符合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本意，即“独尊”的“儒术”是糅合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所长的、优化过的思想综合体。

<br>　　正因为如此，这种优化过的儒家思想，成为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为后世中国传统美术的完善和色彩审美观的形成，做好了理论和思想认知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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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三、五行色彩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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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五行色彩学是在汉代“优化过的思想综合体”下，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五行说”的金、木、水、火、土，对应的色彩是：金为白、木为青、水为黑、火为赤、土为黄 ；对应的五行方位是，木为东、火为南、金为西、水为北、土为中央。基此，先秦时期的五行说就有了第一组五行环图式 ；并由第一组五行环图式的五行说相生相克辩证原理，产生了第二组五行环图式。

<br>　　中国特有的第一组五行环图式的“五色环”，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正色”；第二组五行环图式中的“相生”和“相克”，产生出了传统五行“正色”丰富的色彩变化，即中国传统间色体系。这就是中国传统五行色彩学的萌芽，早于西方现代色彩学一千多年。尽管，中国传统五行色彩学同西方现代色彩学不能等同，但在认知色彩方面却是不谋而合，配色原理上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只不过，中国传统五行色彩学要比西方现代色彩学更多了民族性、更含有深层的东方文化理念，而且包容面无比广大。

<br>　　在汉代，较详尽描述中国传统五行色彩学体系的有两本书，一本是《淮南子》，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⒆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汉书·艺文志》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在该书中对造型和配色原理表述为“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得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⒇

<br>　　另一本是《考工记》，原是春秋末齐国官府工匠所记有关工艺的典籍。到西汉时，因《周官》缺《冬官》篇，西汉河间献王（齐德）以此书补入，刘歆⁽²¹⁾时改《周官》名为《周礼》，故亦称《周礼·考工记》。内容涉及木、金、皮、设色、刮摩、抟植等各工艺，分别对车舆、宫室、兵器及礼乐诸器等的制作作了详细记载。在这部专著中，即有"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²²⁾的重要工艺美学思想；又有"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²³⁾的五色崇拜和五行色彩学原色同方位观念相联系之定义；还有"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²⁴⁾的配色和审美基本规范；最终落实在，无论是服饰上、绘画上，还是社会各领域的用色规范上，都要以"五采备谓之绣。"⁽²⁵⁾从而界定出了五行色彩学的综合使用，成为华夏民族审美的最高标准。

<br>　　其实，汉代五行色彩学的间色体系，是在战国时就已有的相生相克派生的有限间色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荀子在他的《荀子·正论》中记曰："衣被则服五采，杂色色。"⁽²⁶⁾说明了古人服饰除用正色外，开始使用间色。秦的历史很短，到汉代后，随着汉代对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整合，五行色的间色体系才被汉代不断发展和完善，最终产生了中国传统十个间色。尽管如此，古人由于有崇五习俗，五行说相生相克（胜）产生的十个间色，也有所侧重。《环济要略》界定为："正色有五，谓青、赤、黄、白、黑也。间色有五，谓绀、红、缥、紫、流黄也。"⁽²⁷⁾这五个主要间色中，除"紫"色符合现代色彩学的正确界定外，另四色都有古人认知或表述的问题。

<br>　　随着汉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中医学在五行说理论基础上的建立，更加丰富了五行色彩学，并使汉代五行学说和五行色的使用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由此，五行色彩学成为华夏民族普遍认可的色彩使用规范，这种被普遍认可的色彩使用规范就是中国传统色彩形式美雏形。汉代综合发展了传统文化，促使五色崇拜走下神坛，逐渐步入科学、溶入民间和生活，推动了华夏五行色彩学的发展。

<br>　　五行色彩学和五色审美，无论是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理论界和美学界，尽管都未提及，但它们的确存在于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随着宫廷画院的建立和文人画的兴起，潜入民间美术单独发展。由于它们离开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再为历朝、历代文人所论道，因此，中国绘画理论中，来自远古的色彩认知和色彩审美表现的传统文化精髓，随着文人画、宫廷画的日趋占主导地位，逐渐被文人美术的"清雅""脱俗"，有意或无意的被忽略而淡忘了。五行色彩学和五色审美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就像它自身直接展示的那样 ：简洁、科学、直观、朴实又意蕴深奥，它生命力极强，始终在民间美术沃土上延续发展，直今犹存。它们始终在民族心理上是吉祥的，更是唯美的，因而，反映在整个华夏诸多方面无不依此为用。也就是说，色彩传统的象征性、寓意性和科学性，是华夏民间美术创作时首先要遵循并依据的理念，这也才是传统文化精髓的真正体现。中国传统美术、尤其是民间美术中，五行色彩学和五色审美至今能鲜活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得益于汉代 ；汉代的繁荣和兴盛，是形成中华传统美术独特审美观且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石"。